中美之间的真正竞技场在哪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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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真正竞技场在哪里?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四十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叩开了中美之间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大门。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他访问中国达五十多次,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四十年后,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再次以他的重磅力作《论中国》来向世界解读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就让我们来提问这位中国历史的知情人……

 

 
中美之间的真正竞技场在哪里?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描述这一可能的演变,是想表明我知道合作性美中关系面临一些现实障碍。美中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在核扩散、环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亟须全球合作的时候,两国之间的分歧会蔓延至每个地区的内部政治。
 
    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比较从本质上而言是不精确的,甚至最精确的类比也不意味着当代人一定会重复前人的错误。毕竟,结局对所有人都是灾难,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双方都有可能把自己推入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因为,像《克劳备忘录》表明的那样,单纯的保证阻挡不住深层的动态。如果一个国家决心取得主导地位,难道它就不会保证它要追求和平吗?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作出严肃的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一战”之前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激烈的公众舆论不容许妥协。中美关系却不是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在这些问题上挑起对抗是自寻失败。
 
    两个主角的内部演变与“一战”之前的形势也无法类比。预测中国的崛起时,人们认为,过去几十年它的突飞猛进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而且美国注定会相对停滞。但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莫过于维持国家团结,它渗透在经常提及的社会和谐目标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内陆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尤为困难。
 
    中国国家领导人向人民列出了一长串需要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打击腐败,胡锦涛称之为“空前严峻的任务”,他在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都曾参与这种斗争。任务清单中还包括“西部大开发”,提高内陆贫困省份的发展水平,胡锦涛曾经在其中三个省(自治区)工作过。随着中国逐渐变成城市化社会,重大任务还包括在领导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更多联系渠道,培育村级民主选举,提高政治透明程度。如本书第十八章所述,戴秉国2010年12月在其文章中勾勒出了中国国内的挑战:按联合国人均一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中国今天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按人均收入1200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4000多万人未脱贫。目前还有1000万人没有用上电,每年还要解决2400万人的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在领导人的描述中,中国国内的挑战远比一句“中国崛起不可阻挡”复杂得多。尽管邓小平的改革令人惊羡,但中国最初几十年壮观的增长,部分是因为运气不错。中国有大量年轻而不熟练的劳动力,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与西方经济“不正常地”隔绝开来;西方经济体整体上富裕、乐观,有较高的信贷杠杆,有现金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上述两者之间有相当融洽的关系。而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老化,也更为熟练(导致一些基础制造业岗位流向越南、孟加拉国等低工资国家),西方正在进入紧缩时期,形势远比以前复杂。
 
    从人口统计学上看,任务更趋严峻。由于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拥有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人口。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预计到2015年达到顶峰。从那时起,中国15~64岁的公民将不断减少,而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数量则会越来越庞大。人口变化将非常明显:到2030年,20~29岁的农村劳动力数量预计将降至现有水平的一半。到2050年,中国一半人口在45岁以上,1/4人口(约相当于美国当前的人口数量)在65岁以上。
 
    一个面对如此庞大国内任务的国家不太可能轻易(更别说自动)投身于战略对抗或追求世界主导地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再加上最终后果无法预知的现代军事技术,决定了今天与“一战”之前的时期明显不同。发动“一战”的领导人不知道自己手中武器的后果,而当代领导人对他们所能释放的毁灭性潜力心知肚明。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如果两国当前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支出和教育设施方面的趋势持续下去,中美发展步伐的差距会继续扩大,第三方也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相对影响力强于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但美国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或扭转这种趋势。
 
    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这么做应是出于传统理念,而不是为了与中国比赛。提高竞争力主要是美国的事情,我们不应让中国代劳。中国为了实现它心目中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及以外的地区寻求广泛利益。这不是支配“一战”之前对抗的那种局面,而是表明中国和美国既合作又竞争,在许多方面共同发展。
 
    在这种广泛互动中,人权问题将占有一席之地。美国若要表里如一,就必须坚持对人类尊严基本准则和民众参与政府管理的承诺。由于现代技术的特性,这些准则不会局限于国境之内。但是经验已经表明,试图通过对抗强加于人可能弄巧成拙,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自己历史宏图的国家。许多届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政府头两年任期内,既追求长期道义目标,也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适应国家安全的要求,两者呈现出了充分的平衡。前几章讨论过的这一基本途径依然有效。如何实现必要的平衡,是双方新一代领导人的共同挑战。
 
    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要求对方做什么。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理,中国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会遭遇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它们害怕单一国家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应该作此尝试。任何一方都很庞大,不可能任由对方支配。因此,在战争或冷战式冲突中,双方都没有能力确保获胜。它们需要自问这些在《克劳备忘录》时期显然没有正式提出的问题:冲突将把我们带向哪里?当年也许正是由于各方缺乏远见才把均衡变成一种机械程序,而没有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把国际体系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知道“一战”结束时世界的模样,难道他们不会望而却步吗? (文章转自日记谷日记网) 
 
 
 
 
 
 

 
  
  (2012/10/25雨霖转载/编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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